协调机制失灵,部门打架股民遭殃一、掌控股市命门的五大经济部门
发改委,前身是国家计委,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又称第一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许多经济方面的大政方针都出自该部门,改革后的发改委同时兼有原经贸委的部分职责。现任主任就是那位中专学历,银行会计出身的安徽籍张平,从一个安徽萧县任上发展到发改委主任高位,绝非等闲之辈。
国资委,国务院的直属特设机构,是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理论上国资委只对152家央企出资,应该只管理上述国有资产,但还有较大范围的国有资产处于财Z部、各部委办、地方政F及5000多国有企业管理,形成了当前国资委既是出资人又是监管者的双重身份。现任主任是工人出身,有企业任职和计委、经委履历的李荣融。此人2003年执掌国资委后,雷声大雨点小,屡次出拳但至今没见多少成效。
财Z部,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国家财Z、税收政策发展战略和方针的规划拟定者,既编制预决算并组织执行又参与税收立法计划和管理中央预算外资金、财Z专户和政F性基金,也就是一手管花钱一手管收钱。现任部长是前农发行行长,国税总局局长的谢旭人,在国税总局任上是揽财,在财Z部长任上是“分蛋糕”。
人民银行,国务院组成部门。是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经理国库,管理国家外汇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的职能部门。现任行长是前人行副行长,接任王歧山任建行行长、证监会主席,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的公子周小川。此人虽说话不大流利,但曾被认为是与教育部长周济、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周文重齐名的有海外留学背景海归派的代表人物。
证监会,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组织拟订有关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草案,研究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定证券市场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协调、监督和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项;对期货市场试点工作进行指导、规划和协调,统一监管证券业。掌管证监会的是前人行副行长,农行行长的尚福林,这位军人出身的银行家上任初始曾被称为“福临股市”,但不久就在“下课”声中随着股市一起受煎熬。
二、存在着体系和政策的分歧
1、人脉是体系的基础。任何事都是由人来决定的,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世界公认的道理。综观世界各国包括民主国家,一人当选亲信当官非常正常,这是因为熟悉和亲近的人更便于推行自已的政策,而离心离德只能增加内耗。
目前掌控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是以姚依林和朱基为班底的人员。姚依林79年至93年担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十几年,是继陈云之后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也是后任朱基的良师益友。
执掌中国经济的王歧山副总理是姚依林的姑爷人所共知,姚依林的儿子曾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而现任人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对江ZM有知遇之恩。朱基的儿子朱云来回国的初始是在王歧山担任董事长的中金香港公司,现在担任中金国际金融公司的总裁。
姚依林是中国证券建立的设计者和领导者,朱基则是首任上海证券会主任。朱基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后,就开始重用清华系的高材,如周小川、王歧山、曾培炎、解振华等。
王歧山在其岳父任副总理时82年就在国务院农发中心工作,后担任人行副行长、建行行长。而周小川、尚福林都曾供职人民银行,而且周小川接的是王歧山的建行行长,尚福林接的是周小川的证监会主席。
就以上人脉关系看,不应该存在较大的矛盾,因为都是同一体系的人。
2、经济派系之争必然影响到政策上的差别。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存在着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方面的多个派系,都认为自已是对的,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证券市场上以前存在着以吴敬莲、许小年为代表的“赌场论”和以董辅仁、萧灼基为代表的反赌场论。今年以刘纪鹏、吴晓求、贺强为代表的“土鳖派”和以谢国忠、霍德明、许小年为代表的“海龟派”。而归结到一起实际上就是“市场论”和“国情论”之间的争论。
很显然,目前是以吴敬莲为中心的市场派占上风,其骨干人物是王歧山、周小川、许小年,基本力量仍然是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一班人马。中金公司是一家在国内外呼风唤雨的公司,股东包括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名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是朱基的公子朱云来。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诸如保险等许多大的上市公司都是中金公司保荐推上市的,很大程度上它还代表着国际大投行的利益,在中国资本市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3、不同的观点和指导弱化了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姚依林的经济思想是一种承上继下的,稳妥地开放型,其本人性格上是温和的能忍则忍。而朱基则是那种情绪化的,见风就是雨的盲干,许多时候想忍都忍不下的性格。所以朱时代的经济虽然特点突出,但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大政决策方面的失误在今天已充分显露出来。胡问主政以来可以说一直在进行调整纠正,放缓市场化进程,以中国国情为中心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控。这种调控不仅违背了市场接轨派的理论基础,而且触及了许多人的实际利益。正因为此,中国经济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着较大争议就很正常了,这里面有观点之争,权力之争,也有利益之争。
4、性格决定行为。许多人喜欢朱基是因为他那种敢说敢干的性格,这种性格适合当军人,甚至企业老总,但不适合指导国家经济。当年的机构改革把摊子越改越大,企业改革把国有资产丢光了把工人扔给了社会,对外开放形成了当前的依赖性经济。美国的格林斯潘之所以在历次换届不倒,是因为他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性格。冲动型性格的人容易走极端,不顾后果,剑走偏锋。当前的王歧山和周小川也是这种性格的人,流动性过剩的始作俑者是人民银行,开始是乱发人民币,后来看到情况不妙就开始一次次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不见效就用最后一招加息,所以有人叫他是“人民币先生”。这种人跟驴性一样,只有降低货币供应量和加息这一招半式,完全不管这样做是否伤害总体经济。这种顾头不顾腚,急功近利情绪化做事是干部子弟通性之一。
经济理论的争论很正常,完全可以通过沟通拉近双方距离。但这种争论如果掺杂进意识形态、派系、权力和利益就比较复杂。王歧山当前首要的不是跑到美国去显示自已的性格,应该先整合一下手下的“五虎上将”,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对中国经济或股市都是福音。
三、协调机制失灵,造成政策不同一,民众认知上产生混乱
法律是一项规范社会运行的规则,而部门职责的划分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更好的执行,一个国家如果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牵制势必造成社会的混乱。很显然,经济派系和权力之争造成政出多门,互不同步。而上述五大经济部门都身兼立法和执法的双重职能,而且在职权划分上又互为渗透,这就造成了各有各的调的不和、谐。
证监会要稳定股市,财Z部要创收。证监会和财Z部出台除税救市,人民银行从紧货币打压。证监会要限制大小非而国资委要回笼资金,证监会要减少融资规模但国资委要加快央企上市。股市低迷的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但发改委却要上调油电价格。人民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收缩银根防止消费者指数上涨,而发改委上调物价摆明了是增加CPI的上涨压力。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6月22日开会提出四要求稳定股市,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3日在美国纽约表示央行可能加大反通胀力度,从而引起了加息的传言,真的有股唱对台戏的味道。
国资注入上市公司本来是项利好,但国资委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鱼目混珠,趁机把一些垃圾困绑进来,资产定价和增发价格又没有规范标准,证监会监管又面临着权力不足的情况,直接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
其实生活中由于职能部门之间的不协调打架的例子很多。比如比如建设部提倡租房而公安部出台了限制承租人的规定,房管部门又规定不得合租的条件。劳动部门为了缓解下岗职工就业的压力,提倡个体劳动致富,可国家质检总局、工商局等又制定出许多诸如馒头、元霄、各种个体产品的各种标准,并以此作为处罚的依据,表明了是利用立法权干涉市场运行,谋取更大管理职权和利益。
我们的许多法规充满着“严禁”、“不许”的字眼,很少看到“保护”、“提倡”。同时,每一个部门都是决策者,在形式上又代表政F,那么谁来监督决策者呢?决策者颁布的方针政策出现重大失误造成损失谁来追究?比如股改,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责任谁来负?证监会违规IPO造成股民投资失误谁来负责?谁赔偿股民的损失?全国由于改制造成的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显然是政策失误,谁来负责?谁给那些为国有资产积累做出贡献现在失业的职工补偿?港股直通车在即将推出投资者已经跟风的情况下叫停,其间的损失谁承担?
部门打架股民遭殃,如果说本次股灾发生的原因很多的话,最大的原因是政策的不稳定,是国家经济部门政出多门,前后不一致,有些纯是戏弄股民。比如限制大小非减持,规定每月二级市场减持不到1%,分开减持是一样的。而大宗交易完全可以变通找“托”进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还有就是诸如融资融券、创业板、股指期货、央企整合,喊了多少年了,光打雷不下雨,是工作效率问题还是部门之间利益博弈?或者是一个执政能力的问题!
如果说不看好股市的话,是因为最不看好当前主政经济的这帮人,这是一批没有平民意识只会说大话的官宦。
大盘今天仍属筑底行情,但热点开始全面扩散,有抄底资金进场试盘迹象。许多个股技术上都处于上攻形态,短线上涨动能增强,目前差的仍然是量。
―――网上休闲(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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